“分数衡量孩子的好坏”是特殊社会发展阶段的产物
“50后”家长特别重视他们的“80后”子女的教育问题。但偏偏，“80”后这一代人赶上了人口出生的高峰，优质教育异常稀缺……
中国从1977年起恢复高等院校统一入学考试（高考），就当时状况而言，尽管升入大学是优秀高中生的努力目标，但由于可以升学的人数极少（27万人），只占高考报名人数的4.7%，所以对社会几乎没有影响。
即使到1990年代初，全国高等院校招数学生总数约60万，但从比例来说，只占当年高考报名人数的22%。其时，中国企业的市场化改革刚起步，大学毕业生的工资收入与一般工人的工资收入没有明显差异，所以当时高中升大学的竞争影响也很有限。
此后，随着中国独生子女一代的成长，“80后”作为家庭中唯一的一个子女，他们的教育开始受到广泛重视，而这部分子女的家长（大多是50年代出生的一代）普遍没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在当时的企业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很多“50后”家长都因没有学历或缺乏专业技能面临失业的危险，所以他们自身成长的缺憾，都寄希望于下一代来弥补。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的现象：不少父母从小陪着孩子补课，想方设法把孩子送入优质的小学、中学、直至大学。
可是，这一代学生人数众多，赶上了人口出生的高峰。统计显示，从1981年到1990年，全国出生率基本都超出20%（仅1984年为19。90%）；1991年到1998年的全国出生率在15%至20%，而1999年到2010年，全国出生率回落到11%至15%。
这些数据清楚地表明：1980年代是高出生率年代，而到了“90后”、“00后”一代，出生率才进入下降通道。
上海的统计数据也表明，1979年到1989年出生率都超出10%（1982年达到18。50%），随后一路下降，到2003年达到最低后又开始稳步向上。
所以，从1990年起，在生源急剧增长的同时，优质教育资源却显得严重不足，政府只能通过组织统一入学考试的方式选拔一部分学生升入高中和大学，以考试的分数来确定可以进入的学校。这样的政策导致的结果是：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家庭教育，都把目标锁定在提高入学考试的分数。为了分数，甚至可以放弃体育、艺术等等与入学考试科目没有直接关联的学科学习或教育，由此形成了20多年来中国基础教育普遍的应试教育模式。
当然，应试教育是特定社会发展阶段产生的现象，在客观条件变化的背景下，它也应该会发生变化。
经济社会发展对高中教育模式提出挑战
每年上海高考生在4到5万人之间，这样的规模还能持续5年时间，而本地的升学率早超过80%。加之人们对教育的认识愈加理性，应试教育模式受到广泛质疑，这一切都说明：改革的条件已经具备。
随着上海经济社会的发展，造成原有应试教育模式的客观条件，开始有了根本性的变化：
——适龄教育人口的快速下降。中考考生应届生人数从2000年的20万下降到今年的8.4万左右，而根据前面的出生率测算，上海市高中目前的生源低谷将维持到2017年左右，还有5年的时间可以从容的进行资源配置。
——上海经济的持续发展。2010年上海市人均GDP水平是7.6万元，是1990年的9倍；2010年上海市的地方财政收入是2873.58亿元，是1990年的17倍多；2010城市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2万元，是1990年的14倍多。
得益于经济发展，上海基础教育所获得的资金投入也大为增加，使得在校舍和设施建设、师资队伍建设、课程建设和教学方式改革等方面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先于全国实现了基础教育的均衡化。
——连年高企的高考升学率。近几年来，上海户籍高考人数急剧下降，高考录取率早就超过80%，每年4到5万人的考生规模还要维持7年左右。同时，国内顶尖高校在上海实施的多样化、成规模的自主招生也为高中毕业生提供了便捷的升学通道。
另一方面，多年的改革开放，也使得人们对于国际教育的发展有清晰的了解和认识。相对于单一的高考升学模式，如今的毕业生，已呈现多元化的升学趋势。从复旦附中最近几年毕业生的升学途径来看，在高考之前，接近60%的学生都通过国内大学的自主招生被提前选拔、或者被国外大学录取。
更为重要的是，在全球化影响下，人们对教育的认识愈加理性，尽可能使人得到全面的发展，最大限度地为每一个人创设良好的个性化成长空间，开始成为一种共识。而诸如80后这一代的教育成长模式、以应试教育为特点的基础教育模式开始广受质疑，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呼吁进行教育改革，尤其是基础教育改革。
上海高中已经完全具备率先实现教育转型发展的条件。在客观条件变化的背景下，如果我们不是主动地引领教育改革和创新，实现国家的教育方针和人民的利益，我们的国民教育将再一次陷于被动。
少数精英尖子无法掩盖教育的困局
所谓的教育培养，最关键的毫无疑问是确保学生的健康成长。学生时代正是心理和生理生长发育的时期，这个阶段造成的缺陷将是一辈子都无法弥补的。
我们承担着的基础教育和高中教育，实际是承担着民族和国家的未来。很多人认为这是一句套话，但仔细思考，就是这么一个道理：10年、20年以后，现在的学生将构成社会的主体，他们的素养和健康水平就决定将来这个社会整体的素养和健康水平。政府、社会、每个现代社会的成年人所承担的对未来的责任，首先就体现在对下一代的教育培养上。
所谓的教育培养，最关键的毫无疑问是确保学生的健康成长。学生时代正是心理和生理生长发育的时期，这个阶段造成的缺陷将是一辈子都无法弥补的。理想的教育应该是：让学生在家里感受到父母的精心养育和亲情的欢乐，在学校享受到学习的乐趣和师长的关心，在社会体验到知识的作用和发展的前景。
用以上述观点来回顾这些年的基础教育发展，我们会觉得很沉重。在农村学校你看到学生普遍羸弱的身体，怎么看都觉得高中生像初中生、初中生像小学生，能充分体会到他们生长的不易、政府的责任缺失。在以升学率为目标的所谓重点高中学校里，你看到的学生从醒来到睡下全部的生活处于课堂的学习中，为了竞赛成绩、考试分数进行高强度的重复训练，你能体会到竞争的残酷和教育的偏离。在毫无生气的普通高中学校或职业学校中，你能感受到学生普遍存在的厌学和对前途失望的情绪。所以，对大部分即将踏入社会的学生而言，他们回顾成长经历是充满了挫折、痛苦、愤恨和绝望，设想一下他们能普遍成为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动力吗？
当然，我们可以找到在目前基础教育模式下很多精英分子成长成功的例子，但社会进步的基石是全体成员的素养。正如我们今天掌握的科学技术能做到“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但为什么我们对基本生活环境却缺乏安全感？这不正是前二、三十年基础教育的低水平造成的恶果！
所以，我们要明确，教育的转型，其目标是回到素质教育的本源。
所谓素质，指的是“人在后天通过环境影响和教育训练所获得的内在的、相对稳定的、长期发挥作用的身心特征及其基本品质结构，通常又称为素养。主要包括人的道德素质、智力素质、身体素质、审美素质、劳动技能素质等。”
多方共同努力推动上海高中教育转型
降低税收、发展产业、提高社会保障水平，这实际才是政府对教育改革最为根本的支撑。
要把握时机实现高中教育转型，还是要克服很多障碍。
首先，要按照素质教育的要求设计完整的学生培养方案。目前以若干学科为核心的教学贯穿学生12年的基础教育，显然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和个性发展的要求。
在复旦附中，我们提出，培养学生具备“知识结构全面、身体心理健康、举止行为规范、道德修养高尚”的优秀品质，提供多学科的教育使学生具备完整的现代知识结构和技能；鼓励学生深入中西部农村，与当地学生共同生活和学习，以加深对社会和国家的认识；同时积极推动学生参与海外交流，以增强对多元文化的理解。
其次，要以制度推动在上海的高校开展招生改革。经过近10年的试点，国内顶尖大学以多种方式在上海尝试开展自主招生，取得良好效果。我们可以以更为开放的态度和政策，推动更多的高校在上海进行自主招生，促使高校以更为多元和多样化的评价方式引导高中生的全面成长。
复旦附中每年的毕业生中，约10%的学生被国外最为顶尖的大学录取。从这些学生身上大致可看出两个特点，一是具备优异的学术成绩和很高的英语水准，这一点普遍会得到认可和重视；二是每位同学在成长过程中都注重体验不同的经历，形成其不同于别人的特点，这一点应该引起我们教育者足够的重视。
第三，要推动教师的道德素养提高和专业发展。实现素质教育转型，教师是关键。随着越来越多的80后青年加入教师队伍，而他们自身的成长环境即深受应试教育的影响，如何突破自己、适应上海城市的社会发展，是他们自身需要努力的，也是政府和学校需要为他们努力的。
复旦附中1980年以后出生的青年教师已占到全校教师的25%。为使得他们更好地成长，学校有针对性地在文化传承、专业发展、岗位要求等方面提供全覆盖的培训计划，既希望他们能够胜任教师工作，同时也希望他们与学生共同成长。
第四，政府要积极发展经济，增加就业岗位，提高社会保障的水准。近年来，上海的职业教育难以受到社会和学生的认同，原因是在上海从家长到社会都不知道有哪些产业在支撑职业教育。同时，职业保障的水准又十分低下。这使得高中毕业生在面临升学或入职的选择时无不以升学为优先（无论在国内或国外升学），因为社会现实只提供了单一目标。所以，政府需要降低税收、发展产业、提高社会保障水平，这实际上是对教育改革最为根本的支撑。
我们充分认识到，上海的高中教育面临全面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但过去20年的应试教育会使我们迷失方向。希望教育界与社会各界在政府主导下，积极探索，将每个学生培养成高素质的公民，承担起推动社会进步的责任！
（中国教育在线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