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教育部发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下称《纲要》)中期评估的职业教育专题评估报告(下称“报告”)。报告显示，距离《纲要》中所确定的“到2015年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达到2250万人，高等职业教育达到1390万人”目标，目前仍有近1/4的学生员额缺口。
报告显示，根据2014年的统计，中等、高等职业教育在校生数量与《纲要》订出的目标相比，仍分别有495万人和384万人的缺口。报告指出，随着适龄人口的逐步减少，要实现这一目标“存在一定难度”。
据教育部发布的历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近5年来，中职招生人数和在校生人数均连年萎缩。但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研究所博士田志磊指出，招生人数的统计存在统计口径和学龄人口变化的差异，单纯的数字变化，并不能完全说明历年招生情况的优劣变化。田志磊认为，实际上中西部地区的中职招生已趋于好转。
但浙江、广东等东部地区的情况却不容乐观。据财新记者了解，在2010-2013年间，浙江温州、台州等民营经济发达的地区，中职招生大幅下滑，降幅高达35%;民办中职教育的招生规模甚至减少近半。
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降低，提高劳动生产率，被认为是中国应对人口红利消退的主要措施，因此，职业教育的发展和改革近年备受关注。
作为高等教育结构调整的重要举措，促进“地方本科高校转型为应用技术大学”的方案已于11月公布，有学者认为，这一举措将深刻改变中国整个高等教育的格局。
经费投入地区差异大
根据《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的要求，2015年底，各地要出台职业院校生均经费标准或公用经费标准。但报告指出，截至2014年底，仍然有12个省份未出台中等职业教育的生均经费标准;9个省份未制定高等职业教育生均经费标准;且中西部地区职业教育生均经费“远低于东部发达地区”。
但中央订出的对职教学生越来越高的资助标准，却让实际承担主要财政压力的地方政府颇感为难，甚至削弱了兴办职业教育的积极性。例如在浙江，中职学生的资助资金全部由地方政府承担，地方政府培养一个中职学生须要付出的“单位成本”不断提高，田志磊认为，这损害了地方政府提供职业教育资源的意愿。
此外，2014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再次要求，地方教育附加费用于职业教育的比例不少于30%。但报告指出，分属省、市、县管理的职业院校经费投入差异较大，这一规定在部分地区，尤其是县级政府无法落实。
学者吁统一权责 理顺管理体制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周稽裘指出，职业教育办学方式“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脱离实际的问题”;需要多部门合作的领域，体制整合往往并不顺畅。
报告指出，目前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法律保障与激励机制不足，行业企业在职教合作中的地位、权责等均缺乏法律保障，造成行业企业主体缺乏动力和积极性。影响所致，由于缺乏市场导向，职业院校在专业设置、教学等多个方面“与市场、产业发展存在部分脱节”。
为改善此一现状，今年8月，人社部、财政部曾联合下发以“企业为主”的现代学徒制试点方案，推行“招工即招生、入企即入校、企校双师联合培养”模式，并明确相关部门给予企业的补贴数额及标准。这一举措曾被学者认为是调动企业积极性、解决校企合作难的有效方式。
但在今年8月份的现代学徒制试点问题上，教育部又另辟蹊径，提出了和人社部、财政部侧重点不同的另一套方案。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欧阳河对财新记者说，中国职业教育由两个部门管理的现状“早就应该解决”，职业教育确实有多重类型，但是“管理部门应该还是要统一”，这样更利于有针对性地出台相关政策。
此外，报告还指出，职业教育现况中，“条块分割、多头管理、职能交叉”等问题依然存在;同时，职业院校却缺乏充分的办学自主权，内部治理结构仍有待完善。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将中国职业教育形象地表述为“政府抱在怀里”的体制。在他看来，学校缺乏独立性，企业参与不够，是目前职业学校所面临困境的症结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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