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对各地区高考考点的考风考纪的严查，到必须迟身份证及准考证双证入场的规则，再到标印着“绝密”字样的试卷，到警方护卫考点、监控录像，再到考试之后的全封闭阅卷，全社会都在努力创造一场公平的竞争。而对于这样一场牵动近千万家庭的考试，又有何不公隐藏在其中呢?

在流动人口超过2.3亿的中国，人们期待，更多的随迁子女能够更平等便捷地就地参加高考;在国家将更多的办学自主权下放给高校时，人们期待，高校自主招生少一些“暗箱”，多一点透明;在各种“特长生”遭 到社会质疑之际，人们则期待，高考加分政策少一点“猫腻”，多一些人性。

从“高考移民”到异地高考，因一纸户籍绑架的高考公平之争持续多年。因为一些重点高校在各地投放的招生计划不均等，不同省份之间，考生考上名校的几率甚至相差数十倍。如何破除高校招生的“地方保护主义”，已成为中国高考改革必须回答的问题。

2014年高考前夕，重庆市开县教育、公安等部门查获一起有组织的高考移民案件，涉及88名考生的高考报名问题。此次大规模、有组织的高考移民案件背后，存在一个涉及重庆、河南、山东等多地的利益链条：有人负责宣传招生，有人负责办理户籍学籍，有人负责打点关系。

近年来，每逢高考季，网络上都会出现这样一个段子：建筑工地上，工程师和民工同龄，闲聊得知，两人同年参加高考，在同一张试卷上，工程师是北京考生，考480分上了一本，民工是河南考生，考了530分却落榜，外出务工。虽然，网络上关于民工与工程师这段“高考对话”版本众多，但是，无论是高考移民还是民工与工程师命运落差，都反映出高考录取在地区间的不均等。

在北京大学(含医学部)2013年总计2065个普通高考招生名额中，408个给了北京本地生源，而其在山东、河南、四川这三个人口大省的招生名额总和也只有268个，而上述三省当年报名参加普通高考招生的人数总和为170.9万，是北京本地报考人数的23倍多。

2011年每万名考生中考入北大的比例，安徽为1.27，广东为1.4，贵州为1.48，河南为1.87，北京为52.5。北京学生考上北大的几率是安徽考生的41倍，是广东考生的37.5倍，是贵州考生的35.4倍，是河南考生的28倍。

广东将会成为考上好学校最难的一个省，由于考生人数较多，广东一本录取率只有百分之六点几，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有些省份该比例高达15%到20%。当前中国高招分省按计划集中录取制度的现实，这同时也道出了异地高考放开虽呼吁多年，却在一些省市迟迟举步维艰。

中央和地方共建高校的初衷是为了鼓励地方积极关注教育，加大教育投入，但是，地方政府往往以功利思维对待这种合作。针对偏袒属地生源的质疑，一些高校曾经以“北京生源质量好”作为解释，但这种说辞引来更多的质疑和批评。一些名校总是倾向性认为来自大城市的学生更优秀;其次，如果生源更多来自贫困地区，大学面临的贫困助学任务可能就会更多;此外，高校认为扩大招收大城市生源或者本地生源，四年后大学面临的学生就业压力可能就小一点。这些有形无形的因素其实在加剧教育不均衡。

实现高考录取均等，未来的改革应着眼于建立专业的招生录取机制，让高校和学生之间实现相互选择，而非完全通过行政权力进行招生分配，这不仅是解决异地高考问题的核心，也是高考改革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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