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国学生来说考上重点大学才是学习的目的，为此，他们牺牲了很多东西。然而，他们在考得高分之后，却没有认真挑选专业，在大学经过4年的挣扎，最后大多宿命般走向投行、券商、咨询的“俗路”，只剩下同学聚会时不无伤感的自嘲。那么，究竟是什么使得这些名校精英最后陷于“职业选择诅咒”而不得自拔?
其实，大多数考生在填高考志愿时，对各专业的发展都没有太多的认识，多受“同辈压力”(peer pressure)的影响，高分考生往往报考热门专业扎堆。分数高的学生都扎堆报考同一个专业，一定意味着有相当多的人内心其实不喜欢或不适合这个专业(职业)，这就是高考报志愿的“高分诅咒”。
那么，如何选择大学专业呢?这个比选大学要复杂一些，因为涉及到未来的职业选择，而每个人的职业爱好并一定能够和高考分数严格对应起来。一个酷爱中国古典文学的学生报考商学院就可能不匹配，虽然他的考分已经达到了商学院的要求。这里我们进入了一个所谓“匹配市场”(matching
market)，“价格”(分数)不是唯一的配置手段，个人偏好、职业兴趣、能力禀赋与大学专业的匹配也很重要(婚姻市场也是一个匹配市场)。这里我们说的能力禀赋指的是与特定专业(职业)契合的专用性能力，与一般性能力相区别。如果个人偏好和能力是已知的，从未来的职业发展来说，每个人应该根据自己的偏好、能力禀赋以及专业的特点，选择两方面契合度最高的专业。考分的作用在于选择学校和维持专业的供需平衡(分数高的考生优先选择其专业)。
问题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个人兴趣和能力可能是未知的，或者说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很多考生并不知道自己真正的爱好是什么，未来适合从事什么职业。既然事前不是很清楚自己的专业契合度，那干脆就大家选什么专业我也选什么专业，什么专业最赚钱我就选什么专业。所以考生理性的反应是在选择专业时也参照分数高低，选择相对热门的专业。在中国，所谓热门专业就是毕业之后能够赚更多钱的专业。在报考专业的过程中，考生经常受到“同辈压力”(peer pressure)的影响。同辈压力指的是周围的同学、朋友或其它相关群体的行为和预期对于自我选择的影响，就好像父母口中常常唠叨的“邻居小孩”。
同辈压力的作用千万不可小视。一些考生即使知道自己的兴趣爱好，也常常成为同辈压力的“牺牲品”。如果一个省高考状元不报光华管理学院而是依据自己的兴趣报了北大中文系，那一定会显得“天理难容”，他(她)的家人、老师、邻居等周围的人肯定会极力反对。这样一来，状元选择非光华的专业所面临的同辈压力就非常大，高分考生报考热门专业的扎堆现象也就随之出现。
高分学子扎堆热门专业还有一个劳动力市场的“信号作用”(signaling effect)：光华的学生都是高分学生，所以职业市场上用人单位愿意支付光华毕业生更高的工资。这种劳动力市场的预期强化了学生选择热门专业的扎堆动机。我们可以看到，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近四十年，高考状元专业选择的集中度总体上是不断提高的。据中国校友网提供的数据，2000-2016年高考状元的专业选择当中，超过45%集中于经济学和工商管理。曾经被理科状元青睐的计算机、生命科学、电子工程逐渐被金融、工商管理和经济学所取代。近年来光华和清华经管俨然已是高考状元的集中营。这反映了市场化和劳动力市场预期逐渐形成所产生的影响。
然而，高分学生扎堆选择热门专业的现象越严重，他们的兴趣、能力禀赋与专业要求的错配(mismatch)问题也越严重。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谁有什么专业爱好，适合做什么职业，与高考分数正常没有什么必然联系。考生的专业(职业)爱好及契合度可以假定服从一个正态分布。分数高的学生都扎堆报考同一个专业，一定意味着有相当多的人内心其实不喜欢或不适合这个专业(职业)，这就是高考报志愿的“高分诅咒”。
如果我们认为，职业兴趣和能力的契合度是决定一个人事业成功的关键性性因素的话，那么，职业错配就可能严重制约职业的后续发展。而且可以想象，随着时间的推移，职业选择的“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越来越明显，即在职业中途换一个新的职业比继续从事现有的职业代价高得多。于是不知不觉地，在一份错配的工作辛苦奋斗30年，蓦然回首，才发现自己志不在此。这个时候就有了我们常说的“中年危机”：年少轻狂的梦想被打磨的连影子都找不到，自己浑然不觉已变成了当初最不屑于变成的人，而想改弦易辙又毫无可能。
高分诅咒不仅对学霸是一个潜在的威胁，从社会角度看，它还可能带来其它负面影响。比如，学霸挤占了绩点略低但职业适合度更高的人的职业选择空间，投行和国外名牌大学的名额毕竟是有限的，被这些名校学霸们占了先机，其他真正适合这份职业的人的机会自然就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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