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的管理是非常传统的，很多时候的管理都是从人出发的，而在中国古代，儒家和法家对于人性的理解不一样，这就会导致中式管理的方向不一样，而在近一点的时代，中式管理最大的问题，就是忽略了人性，所以才会导致一系列的问题出现。
其实企业管理的出发点在于人，任何的政策的出发点都在于人，管理的常识告诉我们：制定任何政策法规都需要找到一个基本的出发点——搞清楚“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据此制定的政策和措施决定其实施的效果。而在中国古代的儒家，普遍认为“人性本善”，因此强调道德感化作用;法家则认为“人性恶”，因此强调严刑峻法的作用，这就是出发点不同带来的差异。
而在毛主席时代，企业管理就是因为忽略了人性才会出现很大的问题。有国营企业，有人民公社，有免费的住房、医疗和教育，有干群之间、群众之间基本平均的待遇。按照他的设想，百姓在获得良好待遇后，应该知恩图报的加倍工作。但是实际上，良好待遇带来的工作热情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紧接着就是低效率大锅饭。后来，他搞“文革”，希望发动群众来治理党风、政风，却意想不到的引发了一场波及全国。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忽视了“人性之恶”，毛主席太相信人民群众了，但是，他美好的愿望在残酷的人性面前遇到了障碍。
中式管理的缺点就是忽略了人性管理，很多人都在大谈特谈“人性管理”，这不是弱智就是脑子已经浸过水。人性本质上都是恶的，每个人都会尽最大可能地谋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个人付出最小化。在规划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根据人性来制定规则，约束人们遵循公序良俗。如果没有制度的有效约束，先富者绝对不会自觉自愿的帮助后富者，只会剥削穷人群体，侵吞穷人那本来就微薄德利益。贪腐官员禁不起也必然会前腐后继，这就是人性之恶在无拘无束的条件下肆意膨胀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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