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中小学生压力越来越大，为此，学校采取了很多“减负”政策，但效果并不明显，因为，学校在“减负”家长却在为孩子“增负”，负担从课内转向了课外。这种怪象形成并愈演愈烈，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中小学校“减负”家长却“增负”是为啥？
其一，“知识改变命运”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我国自古以来就有崇尚知识、靠勤奋读书来改变命运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诉求，强调学习对人生的关键意义。蒙学教材《三字经》中“人不学，不如物。幼而学，壮而行。上致君，下泽民。扬名声，显父母。光于前，裕于后”，就是对这一文化传统和价值诉求的最好注释，并不时被父母拿来鼓舞孩子“头悬梁、锥刺股”，刻苦攻读，因为“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时至今日，这一价值观念有没有改变呢?没有。只不过是变换了说法而已，读书、多读书、刻苦读书，考上名校，从而获取足够的文化资本，以达到改变身份、实现阶层跃升的目的。按照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通过学校进行身份地位的传递和改变是有可能的。自古至今，读书改变人生、知识改变命运的典范比比皆是，身边榜样也处处可见。可是，现代社会的竞争毕竟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激烈得多，教育自然也不例外。所以很多家长不惜代价，甚至辞掉工作，放弃家庭也要陪孩子参加各种辅导班。因为他们相信，只要学习时间足够长，学习机会足够多，孩子足够努力，考上好学校的可能性就总是有的，而考上了好学校基本上就等于进了人生命运的保险箱。至于孩子的负担重不重，孩子会不会因此而疲惫不堪，影响身体，则全然顾不上了。对于弱势阶层的家长而言，这一驱动力更加明显。他们认为，给孩子报各种辅导班，通过增负学习来达到考上好学校的目的，是孩子赶上甚至超过其他阶层家庭孩子，进而改变孩子自己和家庭不利处境的唯一可能的渠道。
其二，“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社会心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本是校外培训机构出于商家本性喊出的口号，但对无数家长心理的冲击力却大大出乎人们意料。它仿佛给全体家长下达了争报辅导班的总动员令，引得千千万万个家长焦虑不堪，却又只能乖乖就范。缘何?因为它高举了“道德高地”的大棒，击中了人们的心理弱点。孩子是父母的希望，谁不想赢?谁不想自家的孩子有个好前程?如果在起跑线上就输了，那还了得!而人又都是有从众心理的，总以为大多数人认为对的事就肯定是对的，跟着多数人跑总不会错。他们来不及理性地去想一想孩子人生的起跑线究竟是什么，到底在哪儿。当然，这也的确抓住了当前优质教育资源不足，只能靠“拼”上一所好学校的现实困境。为此，很多家长坦言，“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是自己顺应时代的结果，是自己屈服于群体压力而作出的态度转变。至于“补、补、补”，会不会让孩子“输在人生的终点线上”，家长也是顾不上的。
其三，家长对考试、“减负”改革的迷茫与不信任。科举制以来，各式各样、各个阶段的考试慢慢演变成筛选、选拔的工具，家长和社会也习惯了让考试和成绩来充当这样的角色。当前，“减负”政策年年提，考试制度也在改，却未见明显效果，有时甚至起反作用，让家长无所适从。这既和家长对新制度改革的知情权和话语权缺乏有关，也和改革政策的反复多变、缺乏稳定性有关。久而久之，教育部门和学校“减负”口号喊得再响，素质教育旗帜扬得再高，家长只会选择用脚来投票——报辅导班。正如有学者所言，“对于教育部的‘减负十条’，多数家长以一种听见‘狼来了’的心态表示：谁信以为真谁犯傻，‘那十条里面，除了那条不靠谱的小学不留书面式家庭作业，其余的大多在以前的‘减负’令里面出现过，但是有效吗?’”家长对改革的迷茫和疑虑由此可见一斑。
其四，家长对学校教育弱化的无奈。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表示，“在热论培训班是是非非的过程中，被模糊的是义务教育的宗旨、公办学校的功能和政府依法行政的责任，被架空的是儿童权益，被牺牲和剥夺的是小学生的健康、娱乐、生存和发展权”。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刘云杉教授直接提出，“‘减负’是将学校的主阵地让渡，将教育的关键责任外包”。在很多家长看来，因为“减负”，孩子在校时间缩短，基础训练肯定不够，而对于各色各样的课改新做法，他们的心里又没底。在他们眼里，考试制度无论怎么改，总离不开知识基础，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也总是要坚持的原则。因此，面对学校教育的“留白”，家长只能选择靠课外机构加强辅导来弥补。而一些校外培训机构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家长趋之若鹜，正是因为他们的教育模式能够提供代偿。学校少学的时间，他们可以填补，学校不讲的考试内容和方法技巧，他们可以讲深、讲透，学校没有提供的服务，他们可以做得细致入微。总之，学校不让做、不愿做的事，他们都会精心去做。这正深刻反映了今天学校教育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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